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六国,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。这一宏伟霸业,是嬴氏家族几代人经过140多年、六代君主坚持不懈努力的结果。
在“六代”之前,还有一位为秦国甚至整个帝国奠基做出巨大贡献的国君,他就是被历史严重低估的秦国第二任君主——秦献公,亦是秦孝公的父亲,嬴师隰(xí)。这位被称为“大秦帝国总设计师”的人物,在战国时期的秦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
嬴师隰是秦国的第二十四位国君(公元前424年—362年),其早年曾流亡于魏国,39岁时返回秦国即位,统治了24年,直至62岁去世。
上一段已经提到,秦献公继位后,着手推行一系列改革,励精图治,力图扭转秦国落后的局面。
他即位的第一年,便做出一项极为明智的决定:废止秦国承袭了300多年的“人殉”制度。这项改革为秦国的复兴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紧接着,他又实施了一项重大举措。
——迁都栎阳
公元前383年,秦献公即位第二年,决定将都城由雍城迁往栎阳。如今,栎阳城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的中部。
展开剩余81%都城作为国家的政治核心,象征着国家的权力与荣耀。迁都是一项极其复杂且艰巨的工程,需要国君经过深思熟虑,做出坚定决策,克服重重困难方能实现。
迁都的本质,是为了巩固政权,往往涉及对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地理及人文环境等多方面的综合权衡。迁都背后的原因可能单一,也可能多重交织。
迁都对国家命运有着深远影响,有的能带来繁荣兴盛,有的则可能导致衰落。
迁都通常分为主动和被动两种情况。
被动迁都多因战乱迫使都城难以为继,例如西周末年,周幽王因“烽火戏诸侯”而荒废政事,最终招致内乱与外敌入侵,导致都城镐京被毁。周平王不得已迁都洛阳,这标志着东周时代的开始,也是周天子天下共主权威衰落的开端,诸侯割据,战乱频仍。
而秦献公的迁都是一次主动而深谋远虑的决策。
首先,他考虑的是国内政治因素,旨在摆脱秦国宗室老贵族对君权的掣肘。
雍城自秦德公元年(公元前677年)起,一直作为秦国的都城,长达294年,共有19位国君在此执政,成为秦国历史上定都时间最长的城市。
在这漫长岁月里,雍城的老世族势力盘根错节,根深蒂固,对秦献公推行改革形成了不小阻碍,甚至多次公开反对。
通过迁都,秦献公摆脱了这些旧贵族的束缚,离开了权力的固有中心,得以更加自由地施展改革抱负。
迁都后的第四年,即公元前379年,秦献公将蒲、蓝田、善、明氏等边境地区改为县制,派遣官员管理,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。
次年(前378年),秦国首次“入市”,开设集市,对工商活动实施管理,征收营业税。与此同时,继续执行秦简公时期按实际田亩征税的“初租禾”政策。
“初行为市”和“初租禾”两项措施为秦国国库带来了大量税收,显著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。
公元前375年,秦献公创立了“户籍相伍”制度,将五户农家编为一伍,农忙时相互协作,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。此制度实行连坐法,确保村民之间互相监督,社会治安因此显著改善。
迁都的第二个重大考量是收复被魏国占据的河西失地。
战国初期,魏国率先进行大规模变法,成为七雄中首个称霸中原的强国。
而河西地区历来属于秦国,公元前408年被魏国夺取,设立河西郡,这一地理丧失严重压缩了秦国的生存空间,也成为秦国东进的最大隐患。
这对秦国来说,是深刻的耻辱。秦人骨子里有着“不服输”的坚韧精神。
“赳赳老秦,复我河山。血不流干,死不休战!”的呼声激励着他们奋勇图强。
当时的都城雍城地处偏西,远离河西边境,位置相对闭塞。栎阳位于秦魏边界的关键位置,献公迁都表明了他收复失地的坚定决心,也向魏国传递了秦人誓死不退的信号。
栎阳成为秦国命运的转折点。
秦献公与魏国鏖战二十余年,最终成功收回部分河西土地。
尽管栎阳作为都城仅维持三十多年,且只是一个过渡性的都城,但这里是秦献公晚年的政治舞台,后续秦孝公继位,商鞅变法的序幕也由此展开。
秦献公将都城由雍城迁至栎阳的决策,为秦国带来了转机和好运。
从此,秦国踏上了富国强民的快车道,国家实力日益提升。
可以说,早在秦献公时代,秦国就已确立了变法强国、富国强兵的战略方向。
秦献公的功绩毫不逊色于秦孝公,甚至可以说,若无秦献公的奠基,秦孝公也难以顺利启用商鞅推动彻底变法。
发布于:天津市股票账户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